黄灯：一个农村儿媳与现实的短兵相接

编者按：

《十月》2015年开辟“思想者说”栏目的初衷，是为了寻找这样的文字：一种与生活同步、共时的思考与观察，一种融思想、学术、文学于一体的跨界文字，以“召唤文学与当代思想对话的能力，记录当代人的思想境遇与情感结构”。栏目开设一年来，何怀宏、杨庆祥、李零、西川、耿占春、黄灯等先生的文章篇篇精彩，正从不同的方向接近我们的阅读理想。期待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时代的精彩表达。

用文字与现实短兵相接

—— 对《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回馈乡村，如何可能》）的回应

文/黄灯

在我的写作中，《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原题《回馈乡村，如何可能》）是非常普通的一篇文字，但影响却最大。在此以前，从2003年开始，我陆续在《天涯》发表了不少关于乡村、工厂经历、知识界状况、育儿困扰、时代转型中的精神成长等，这些与个体经验相关的文字。它们发表在《天涯》“作家立场”栏目，不是纯粹的文艺作品，也非专业论文，是一些蕴含想法的随笔。我的写作和《天涯》“作家立场”密切相关，在《十月》开办“思想者说”栏目以前，我仅向《天涯》投稿，因为懒散和怕麻烦，认同了《天涯》，就从来没想过去开辟别的园地。

下面，我说说微信传播内容和《十月》发表稿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朋友疑惑，为什么两篇文章标题不一样。2015年9月30日，我参加《十月》杂志社组织的“青年与时代”论坛（主题是讨论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吃晚饭时，季亚娅向我约稿，告诉我，“思想者说”栏目刚刚开办一年，反响不错，需要更多的作者支持。亚娅是我老乡，我当即答应写一篇，但内容没有确定。恰好，12月初，我要参加上海大学和重庆大学举办的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因为论坛主题是“乡村与城市：文化的力道”，我便决定完成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提交前，为了看起来像论文，我将这篇没有太多学术味道的文字包装了一下，将标题改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同时在11月份发给了亚娅，考虑到“思想者说”栏目以“思想表达”为主，因此，标题仍是《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出乎意料，十几天后，亚娅很快回复，告知2016年第1期留用，这几乎是我所有投稿中，最快的采用记录。重庆会议上，发言效果还可以，会议嘉宾中有几位向我约稿，询问文章能不能授权他们发表或发布，我告诉他们已答应《十月》，要保证《十月》的首发权，微信发布要等到文章发表后再说。2016年1月26日，得到《十月》杂志社允许后，我将此文微信发布权，通过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高明老师，授予了“当代文化研究网”，毕竟这篇文字是他们的会议论文，考虑到微信的传播特点，我将题目改回了《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网站则稍作改动，将标题改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微信的传播效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但传播范围广，阅读量大，而且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参与讨论。这次和网络接触，改变了我对网民固有的看法。在我印象中，不管什么帖子，只要成为热点，对立意见特别多，社会的撕裂状态在帖子讨论中，往往直接、粗暴地呈现出来。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网民的意见没有太多分歧，以网友“飞一飞80后”的话说就是，“不得不顶的文章，我想这篇文章没有一个网友会喷！因为真实得可怕”。我仔细浏览了网易新闻转载后的一万多份跟帖，发现“真实”成为网友最大的共鸣。伴随“真实”，是他们不设防地对内心伤痛的袒露，很多网友的留言让我压抑、难受，“我哭了！我大概是最后一批通过知识逃离农村的一员”；“我就是农民，我承认我们农民就是最最最下等的人”；“真实的写照，最近几年工程款拖欠的越来越多，村里好多同龄人都拿不到应得的工资”；“犹如在剖析我个人的内心一样，真实的农村就是如此，对于养尊处优的城里人来讲他们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感同身受，对于我们这种被称为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回农村是不可能的，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想要真正融入进去是有多么的难。即便拿着高级白领的年薪，可内心深处仍然觉得我不属于这里”；“写的太好了，真是农村的现实，有的地方比这还要苦。生活脆弱到一碰就碎。社会的不良触角，政府人员的不作为，不用手中的权力去解救百姓的苦难而是去谋私”；“来自江汉平原的我看得泪崩了，写得很深入，很真实！”整体而言，网友的讨论都很有耐心，表面看来，是我的文字触动了他们，但实际上是我对困境的表达，冰释了他们隐匿的情感，在坚硬的现实包裹下，他们因为找到了情感的投射物，愿意裸露内心的角落，可以想见，在芜杂、艰难的生存中，他们的心灵其实找不到太多慰藉，以致我写得如此粗糙的一个东西，仅仅因为坚守了真诚和真实，就获得了众多的理解和支持。在冰冷的网络背后，我感受着这个群体的体温、气息，无奈和抗争，很多时候，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不过用语言说出了其内心的痛楚。尽管网友貌似一个虚空的存在，尤其在网络时代，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往往因为工具理性，被赋予了诸多生硬色彩，但他们所展示的心灵图景还是让我震惊，这么多人任由苦涩的生活浸润、碰撞、蹂躏，而现实中的写作和学术却仿佛总和他们有着无形的隔膜，并没有太多人愿意提供更多合适的文字去舒缓他们，这种反差，对我是一个无声的教育。这让我意识到，在共识缺乏的时代，知识分子到底该如何自处，而回到常识的判断、接地气的学术姿态该有多重要。我愈发坚信，尽管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随着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完成后，在专业化的大背景下，无形中卸载了担当重任，仿佛只需对自己的专业发言，从而越来越狭隘地走向专业化，以致不自觉地封闭了通向他人的通道。而事实上，在问题丛生的时代，知识分子谦卑地面对问题，诚恳的进行接地气的学术研究，保存对话语权的警惕和敬畏，是多么稀缺的品质。在现有语境中，知识分子原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个人利益，和更广大的人群去共同面对社会、现实的难题，毕竟衡量他们的维度不是经济，而是对文化、思想的贡献。知识群体总是抱怨社会分裂，缺乏共识，其实，对他们而言，最能施展手脚的，就是通过知识生产方式的调整来弥合裂缝，重建知识群体和民众之间的信任，以减少戾气的横行。毕竟，简单盲目地批判容易，但回到真相，直面现实，理性求索就太难了。

另外，我还要回应一下这篇文字的文体。我工作单位的老校长傅柏松先生，认为“这篇叙事散文，相当于一篇浸润着血泪写成的报告文学作品”，而在“观察者”中的讨论稿《关哲：又来一大波“乡愁”叩击年关，中信青年学人怎么看？》一文中，则指出，“相比王磊光的文章，黄灯的文章更多借鉴跨学科研究材料，既有长年下乡蹲点的贺雪峰三农研究团队出现，也有多位文学家乱入，客观体现了文化研究的知识组合，既揪心也让专业人士有点吃不准。”这让我意识到，这篇文字在现有的学术格局中，因为对学术规范的反抗和对虚构的疏离，难以找到确定的文体边界。事实也是如此，此文尽管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热烈回应的主要是以下群体：理论研究层面，主要是社会学家或者三农专家；社会实践层面，主要是乡建和新工人实践组织，以及与之相关的公益机构；现实人群层面，主要是农村出来的读书人、打工者，而在创作群体里面，倒没什么回应。这进一步确认了此文难以进入文学的层面加以讨论，它的反响不来自艺术上的突破，而来自对现实困境的对接。这种杂糅的文体，因为负载了现实的难题，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获得了犹如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社会效应，这让我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诸多思考。不得不承认，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日常生活合法化后的创作实践，确实面临着新的困境，在多年的文学评论生涯中，这是最让我困惑而又无解的难题。“文学边缘化”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如何将创作与当下的精神困境对接，如何用文字与现实短兵相接，并且逃避粗暴放弃艺术的轮回，成为年轻一代作家面临的挑战。我知道像《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样的文字，尽管能获得现时的关注，获得表面喧嚣的传播效果，但却缺乏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我没有创作的天赋，我相信我的同龄作家可以完成铭记我们这一代与时代深刻关联的作品。

最后，真诚向《十月》致谢。我喜欢她平实大气、贴近人心的风格。如果没有她如此迅速的刊出拙文，这篇文字的命运谁都无法预测。

                                           2016年2月1日

黄灯

黄灯，女，1974年生，湖南汨罗人，1995年毕业于岳阳大学（现湖南理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湖南一大型国营纺织企业，1997年下岗分流成为纺织女工，从事并条和梳棉工种，1999年重回校园学习。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广东金融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发表论文、思想随笔约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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